Piero Ostellino

新世界

二战后,国际政治体系形成新的格局,特征是战争中获胜的民主、自由大国在国际政治事务中占据主导地位;金融上,美元成为世界货币。以下几种因素促使这种格局的产生:其一,1991年,作为美苏两级中一级的苏联解体,结束了美苏两级军事和战略对抗,此后,俄罗斯联邦降至“新兴力量”。 逻辑上出于对力量平衡的恐惧,国际社会迫切要求建立一种新的政治体系,结果却促使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奠定了在政治、经济和金融等领域的霸主地位。其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胜利和普及。有观察家认为,如果用哲学术语定义这种新格局,即为“历史的终结”。他们认为这种状态会无限期持续下去,最终产生一种新的、独立的历史周期。值得庆幸的是,历史并没有真正终结。

然而,这种国际体系与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存在本质上不同。中国、印度、巴西南非等国经济高速增长,广阔的国内市场和全球贸易中巨大的影响力使它们上升为“新兴力量”。坚如磐石的旧政治体系开始瓦解,世界进入一种 “非对称的、多级的”(不平衡)状态。旧的、不对称力量的仍然存在,迫使新兴力量寻求在全球经济金融事务中更多决定权和发言权。事实上,他们在不断为已经提升自身影响力获得普遍认可,同时也在寻求国际结构和权力的平衡。他们要求重塑国际结构体系,呼吁一种新的国际体系的诞生。相应地,这种要求产生两个问题:一,“新兴力量”扮演什么角色才能适应新的全球平衡?二,“新世界”到底是什么样子的?

我个人并不认为五种主要货币的“多边监督”,或者 “协调持有不同利益、预期和价值观的合作者”,或者“利用最严格的手段检测最具影响力的经济体或者建立危机预警体系”会使中国和其他“新兴力量”直接获利,提升他们在全球事务中的影响力。事实上,我认为,这些解决问题的方案产生于特殊历史时期,建立在凯恩斯经济理论基础上,已经与现在竞争性、不断扩张的经济体不相适应,这里也有两个原因:首先,这些方案只是对全球货币监管作用的错觉,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是全球银行,其他个体货币要像行星一样围绕其运转,或多或少受他们之间固定汇率制度体系规制,而这正是造就今天备受诟病的美国领导者角色的根源。其次,这些方案最终会成为“新兴力量”本应该从“开放的国际社会”中获得的一切的障碍。也就是说,自由经济下,货币之间的汇率反映着各个市场领域的全球价格。此外,我无法设想在一个世界中央实体监管下的固定汇率制度怎样才能有效运行。我们也都心知肚明,尽管当今世界类似事件已比以往大大减少,但如果没有充当世界货币的国家实施制裁制度,原来的体系就不会继续发挥其功能。

相反,我认为这些“新兴大国”经济在国际市场上的占有率——尽管这些经济体已经拥有独立的生产和金融体系,但是相对于工业发达国家,竞争依然激烈——会带来两种积极影响:首先,这些国家的国际市场占有率会强烈刺激工业发达国家,迫使他们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否则,所有劳动密集型产品将不能与“新兴大国”的同类产品进行竞争。其次,作为“新兴大国”——正如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后欧洲的生产体系——会被自身的发展推向前进,经济发展会逐渐向资本密集型产品转型,这就要求他们或者从发达国家引进先进技术,或者通过内部研究开发获得新技术。再给不同社会自发的力量设置人为监控,将对任何一方不利,尤其是对经济上已经落后的国家来说,更是如此。

任何一种政府治理方式都存在着同样的风险:一些人怀着理性主义野心,试图掌控历史进程,宣称拥有必要的知识、能力和权力。但是没有人——即使是在抽象的集体主义意识形态下,不管是国家内部还是国际性的——拥有用从不出错的知识。历史由个体组成,所有人都在理性指导下追求自身的利益和理念(他们自己的幸福观念),非理性和“无意识”最终产生理性的秩序(哈耶克)。尝试和犯错是我们唯一能够遵循的法则。有保留的谨慎(或者伪善)与“政府”不无关联,而“政府”一词最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利维坦”国家。但是,这一词汇背后的同样存在“治理”的意图——即,控制、管理以上提到的无序状态需要通过一定的程序运作权力,但是,不同力量之间的冲突同样能够促进增长、发展和自由:社会有自发性。任何一种权力都有对这种自发性进行的监控野心,但是与以适度的方式获得增长、发展以及自由相比,这种做法总是耗费过多。无论是国内法还是国际法,法治的本意在于,确保任何一个团体,个人或者是国家,追求他们自己理想中的幸福(一般意义上),同时不妨碍他人追求同样幸福的权利,或者对他人造成危害。而统治,一直以来的对个人和集体程序化地控制、管理,是另外一件事。“多数情况、意愿、愿望、传统和目标”已不能局限在一种单独意义上的全球设计。相反地,真正带动人类历史前进的力量既无法预见也难以计划。18 世纪末和 19 世纪上半叶,伟大的工业革命将所有控制性因素剥离出来,产生了如卡尔·马克思所说的大量的不公正。然而,同时它却使人类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上的资本主义和自由市场,已确保人类社会生活至少有所改善,已有4亿中国人和2亿印度人摆脱贫困,几百万南美人和南非人同样得益于此。相同道理,福利的恶化和过量的诸如法律、法规、执照、许可证和禁令等——在管理和治理变革理性的错觉下增加了政治权力侵扰的几率——将现代国家带致失败和破产的边缘。这将让我们损失颇大。相对于持经验主义和怀疑启蒙的土地(如苏格兰),开明理性主义的欧洲大陆蒙受更多损失。换句换说,我们需要规则限制人们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侵犯他人,但同时必须防止规则过多而扼杀想象力、创造力和正常的欲望。我们需要重新界定自由和责任的关系,因为,没有责任就没有自由,而法律(或强力)赋予过多责任同样与自由精神背道而驰。

Piero Ostellino 晚邮报前首席主编

Piero Ostellino 晚邮报的前首席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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